83岁的曾强精神矍烁，身为边纵联谊会副会长的他，至今头脑清晰。老人参加革命七十载，一家几口都是东纵战士。父亲是一代抗日名人曾鸿文，早在孙中山时代就参加革命，是中国文化人大营救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者之一。

  老人在布吉出生。1939年，鬼子的飞机打过来，村民天天跑到山上躲炸弹，曾强的学业就此中断，隔年，他毅然决定跟随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打鬼子，那一年，他14岁。

  70年后的今天，老人在桂园一小区的住所里，回忆起过往历史的点点滴滴，故事就从他当年提着裤子闹革命开始——

  “打脱裤还跟敌人火拼”

  我在14岁时参加了革命，被编入陈前同志的短枪队任通信兵，队伍里我年纪最小，同志们都叫我强仔。第一天加入部队，短枪队8个人到梅林筹粮，遇到国民党军，队长陈前被敌人打中脸部牺牲了。我拾起陈前同志的短枪，同其他人一起同敌人战斗了几分钟之久。敌人又派了200多名援兵来包围我们，我们要么突围，要么就全军覆没。当天是墟日，群众听到枪声都惊慌失措乱跑，我们7个人就混在人群中寻找机会突围。当时我有一个手榴弹，捆在用麻绳做的腰带上，突围时我把手榴弹解了下来，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手榴弹。后来当地群众传开了，都说那个小鬼很勇敢，“打脱裤还跟敌人火拼”。那一幕，我最难忘，就一直记到现在。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国民党立即急调拥有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五十四军、六十三军、四十六军到广东各地，接收大中城市，占据战略要地。1945年底开始，他们采用填空格战术，企图消灭东江游击队，摧毁民主政权及农会民兵等，为全国范围发动内战做好准备。只要是共产党员，见了就杀。我们全家都被通缉，房子被烧光，年迈的祖母以及所有家人都被迫逃往香港大埔石鼓龙村。1946年6月底，我复员来到香港新界大埔，生活无着落。两个多月里，我在香港各地见到许多复员的老战友，他们同样生活无着落。我们这些人，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为战胜日本鬼子立了功，国民党反动派却把有功当有罪，这激起我要回内地恢复武装、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勇气。父亲听了我的想法，沉吟了一下，认真看着我说：“好，我支持你正义斗争的决心，但是一定要依靠党组织，不能盲目乱撞！”

  我听了很兴奋，立即照办。当时有位大我几岁的地下党员梁忠也一起从香港回来，他就是后来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梁道行的父亲。

  和党组织联系上后，我又回到宝安成立武工队，负责恢复武装斗争。在松岗谭头村，村民因为支持共产党抗日，被国民党和当地地霸害得家散人亡，流离失所，楼梯底、街巷里都住满人，有的村民没有饭吃就活活饿死！看到这些情景，让我又悲痛又生气。后来，我们成立护乡团，先在东莞凤岗乡公所打响了第一枪，又攻打下东莞大坪村以叶虹为首的地霸反动武装，极大提高了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老乡们都知道我们回来保护他们了。此后，我又陆续担任了宝安交通总站站长及三虎队队长。

  铁甲军团三虎队

  东纵北撤后，恢复武装时期，三虎队1947年11月成立，属惠东宝人民护乡团三大队，后改为江南支队三团三大队。当时除了龙华青年组成的两个班，又从松岗文造培武工队抽来一个队，一共三个班三条老虎，就叫三虎队。三虎队当时队伍不大，大部分战斗都是突袭、智取，以少胜多。1948年5~6月间，三虎队开始出击。宝安十五团三营八连连长黄和轩，经常带队一个排或一个班护送粮食和物资，被我们三虎队在清水河伏击受伤逃走，敌人伤亡很大。清水河伏击战是我们的第一个胜仗，也是三虎队成为部队的主力连队的决定性战斗。

  那时，白石洲村炮楼住着伪军宝安大队一个排30多人，在当地欺压群众，无恶不作，群众对他们非常痛恨。1948年7月，我们就商量如何拔掉它。三虎队排长吴炳南是白石洲村人，熟悉当地环境，我们派他会同他的兄弟吴士逮一起侦察敌情，决定组成十人左右的短枪队突袭白石洲。

  队伍当晚就潜入了村内，在距离炮楼100多米的一间草房掩蔽下来，准备在次日敌人吃晚餐时突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但第二天早晨发生了意外，队员被两个在草房门口玩耍的小孩发现，小孩虽然不吱声，但队员们担心就此走漏风声。怎么办？我临时决定：改在敌人早餐时强攻！吴士逮很快就侦察到敌人开早饭了。强攻开始，队员们从草房内冲出，一拥而上，正吃早饭的敌人措手不及，很快就被缴枪控制下来。但意料不到的是，楼里面还有三个漏网之鱼——敌人排长和两个敌兵没出来吃饭。吴炳南冲上去，被击中喉咙当场牺牲，队员黄老吉和牛头也受了轻伤，但仍坚持战斗。我冲了上去，隐蔽在炮楼门一角，猛地一阵扫射击中敌人排长，随即大吼：“再不出来，就放地雷炸了炮楼！”这时敌人害怕了，举起双手投降。整个战斗俘虏了30名敌兵。后来，三虎队与钢铁队在惠东宝并肩作战，成为主力连队。

  当时的战斗大都发生在原宝安县地区，现在出去走走，面貌已经大变样了，但当年战斗情景仍会浮现在我眼前。2007年11月，我曾到白石洲寻访烈士吴炳南的家属。他牺牲后，遗体被敌人找到，砍头报功，威吓当地群众。60年过去了，寻找一个老友的后人，谈何容易？碰巧的是，我问路时遇到一位老村长，得知吴炳南的两个侄子依然住在白石洲。吴炳南的侄子带着我到老友牺牲的炮楼去看看，又到曾经埋伏过的茅草房看看，那里现在已经建起一栋六层的高楼了。

  守卫罗湖桥打敌机

  解放后，边纵队伍整编，我于1950年被调回深圳，在沙深宝边防公安三分局驻守罗湖桥，担任检查站的首任站长。守卫罗湖桥的日子，虽没革命年代那么艰辛，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时候，罗湖桥桥面狭窄，一条火车路通往香港，桥身无顶无棚，任凭雨淋日晒。除了海关人员，就靠我们驻守罗湖桥的十几名人把守。这边是中国驻军，那边是英国驻军。当时气氛也很紧张。我们不理会英国人，英国人也不理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家态度都很严肃，连说粗话都不行。当时，我一个站长，带着十几名东江公学的学生，他们读过书，有知识有文化，但是没真正拿过枪打过仗，整个检查站上下都比较崇拜我。

  刚解放那阵，斗争形势还比较复杂。海南岛没解放之前，国民党经常派轰炸机来骚扰，对从广州开往九龙的运输火车用机枪狂射。有一次，罗湖桥头的火车站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空袭，从香港拉来堆在空地上的机油罐被打得着了火，油桶爆炸了，熊熊大火烧得厉害，真的“好大镬”（很严重）。飞机飞得很低，我们就在下面用机枪、步枪轮番打，打不到也要打。

  当时边防还没有封锁，出入的人员很复杂，有敌对分子、有特务，也有普通的老百姓。走私烟酒、食品这些就不用说啦，还有人走私报纸的。当时，有一个村民每天都用碗口粗的竹筒挑着担子过关，被我看出异样，剖开竹筒一看，里面塞的全是香港的反动报纸！

  直到1950年，国家将九龙关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罗湖口岸正式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门，罗湖桥也在真正意义上承载着国门的使命。

  1951年，整个边防线封锁后，我调到沙鱼涌到东涌沿线驻守海防，后入编部队，调任广东军区，辗转广州、增城等地。1958年从部队转到地方。一眨眼，人生就这么走过来了。

  □人物印象

  大部分时间

  在“抢救历史”

  曾强是个社区名人，已是八旬老人的他，如今还在为小区户主的房产证问题替大伙奔波。社区里的老人都认识他。

  老人家里摆满了老照片，彰显着老人一生辉煌的戎马生涯。最显眼的地方，却依然挂着他父亲曾鸿文及母亲的大照片。打江山的时候，曾强曾因过度劳累咳过血，如今的他颇为注重健康饮食，但平日里，老人不打麻将，不玩乐，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写回忆材料，以至于用眼过度，一只眼睛都白内障了。老人说，他是在“抢救历史”。

  老人养育了7个子女，对子女教育极为严谨。与我们这些后辈提起当年，老人说，60年一晃而过，想起那些曾并肩作战的战友、牺牲的同志，想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来支持掩护我们的乡亲们，对比现在祖国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常让人感慨万分。老人说，我只是想告诉我们的后代，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