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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信: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宿命——对文艺界“宋江”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2-04-25  浏览次数:682
随着栗宪庭参与2009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策划“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引发一些人对栗宪庭这位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强烈不满,“宋江”的帽子再次落到栗宪庭头上。

随着栗宪庭参与2009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策划“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引发一些人对栗宪庭这位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强烈不满,“宋江”的帽子再次落到栗宪庭头上。从各个方面来看,它无疑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悲剧宿命。事实上,凭栗宪庭个人是无力扭转整个历史的惯性轮回,不光是“F4”,那么多艺术家都从早年不甘心地被赶出圆明园到今天心甘情愿地参加官方展览,没有人要求有尊严的回到圆明园参加画展。相反,他们都甘居体制文艺官僚之下,意味着“当代艺术”上演了一次从起义到招安的一个历史轮回,预示着每位中国人,为了生存必然付出人格与尊严、自由与信念的代价。在当前的历史状态下,知识分子或艺术家都是“弱不禁风”的,无法挣脱专制主义的强权淫威,也无力抵御利益诱惑之外的人格代价。

圆明园时代“村民”管一棹先生,他最近提出要求海淀区委区政府向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家公开道歉的声明。从情理上说,他的要求都是正当而合乎道义的。可是,面对这么强大的一个极权体系以及众多艺术家的暧昧立场,他的要求如同冷灰中的跳豆,不仅官方不予以任何理睬,根本得不到圆明园时代艺术家的集体响应,甚至认为管一棹在自我炒作与恶意搅局。眼前利益总比过去的不幸遭遇与人格上的自我尊严更实在多。回顾当年海淀区当局对圆明园艺术家采取野蛮驱逐、非法拘禁、公开侮辱、暴力殴打,它是一种典型的国家法西斯主义行径,不仅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自由迁徙的合法权益,同时严重践踏了社会正常的文化、言论的自由表达权。有人为了捍卫自身正当权利,在精神与肉体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被誉为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严正学先生,为抗议官方违宪的野蛮行为以及艺术的自由尊严,召集画家在人民大学前结队举画抗议,拉开了圆明园驱逐艺术家的首战;并采取法律手段状告警察的野蛮行为,成为轰动一时“人大代表状告警察”的维权案,当局以“人大代表偷自行车”栽赃手段,将严正学判罚送遣东北劳改两年,使得“民告官”诉讼案和艺术家维权案不了了之。


  今天,当海淀区政府为了搞文化产业的政绩工程,举行一个官办民营“2009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圆明园画家村再次成为一张“招牌”。他们将早已不复存在的圆明园画家村宣传成中国当代”艺术圣地”,还请栗宪庭这位当代“艺术教父”来策划“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从精神层面而言,它的确是滑稽而具有讽刺意味,使得欧阳中石、刘大为、杨力舟与栗宪庭、张晓刚、方力钧的同台共舞,说它是“从起义到招安”滑稽戏也不为过。表明中国艺术家还缺乏文化自觉的人格尊严,无论他们曾经多有激情与理想,最终无法摆脱中国几千年来的奴才顺民的性格宿命。可是,官方的道歉与艺术家们的觉醒,它们都是不可强求的事情。在极权主义主导一切的社会里,不仅政府是一贯正确的,公民的人格自觉也是普遍匮乏的,否则独裁极权不至于那般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以及践踏艺术家的文化尊严。很显然,专制独裁的稳固基石是那些习惯被强暴践踏的奴才愚民,否则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是孤掌难鸣。因此,从中有人啃着人血馒头而翩翩起舞是不奇怪的。再看那些被驱出圆明园的艺术家,他们能够“荣归故里”办展览已是皇恩浩荡了,根本无须官方对当年犯下的罪行进行道歉了。


  “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对有的人是名利双收的难得机会,对有的人是精神情感的再次伤害,对有的人则是一种痛苦不堪的背叛侮辱,尤为那些曾遭到非常拘禁、暴力殴打、迫害坐牢的艺术家而言,尤为如此。因此,有人跳起来要求海淀区政府当局向当年圆明园艺术家道歉,有人大骂栗宪庭是当代艺术的“宋江”;但这一切置于大历史场景中是那么微不足道的,或者说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都是这么熬过来的。何况在一个物欲横流、价值混乱、道德沦丧的时代环境,要求任何人充当道德“殉葬者”都有些于心不忍。毕竟栗宪庭为中国当代艺术进程做出了一定成就,也付出了个人代价。试想,假如让所有艺术家尊严地回到圆明园,或栗宪庭能够做到一呼百应或举国支持,他显然不会毫无尊严地与那些曾经排斥他、驱逐他、开除他、打压他的体制官僚们同台欢歌。无奈的妥协与明智的沉默都不是真正的罪恶,它是一种孤立无助的自我保护。


  中国社会以及所有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历史惯性是无能为力的,它已是一种奴性思维的定势意识。那些觉醒者如果坚持反抗的不妥协立场,他们的命运不是**就是坐牢13次之多严正学老人。一个民族的良心就在这一孤立无助状态下遭到无情践踏,因此就不难想象那些“从起义到招安”一幕幕文化悲剧的上演。凡是深受敬仰的道德偶像,他们往往是历史的牺牲品。如果试图扭转几千年来的宿命轮回,那需要人们不断的反思与觉醒,形成历史自新的强大动力。对于张艺谋这样从“起义”变为极权主义的喇叭鼓手,不仅需要警惕,还需要谴责批判;对于栗宪庭这样明哲保身的妥协者,应该给予理解与包容,因为他至少不会成为极权主义的文化帮凶,只是历史惯性下的悲剧人物。只要全体中国人走向真正的觉醒,这个社会才不会出现**那样的“殉葬者”,更不会出现“宋江”这样的悲剧人物。也就是说:在大历史惯性下,人人都可能是”宋江”。觉醒与反思只是自我救赎的开始,艺术家的自觉精神就是对美德与正义、自由与光明的播散,而不是单单地给人美感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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