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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何年何地拜师?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2-06-27  浏览次数:3221
张大千拜书坛名家曾熙和李瑞清为师,人皆知之,但拜师时间究竟在已未(1919年)还是在丁已(1917年)却是一段公案。

                                                        
                                                                                       李瑞清 
                                                        
                                                                                             曾熙  
                                                                                  
                                                                                 张大千丁巳拜师新证
      张大千拜书坛名家曾熙和李瑞清为师,人皆知之,但拜师时间究竟在已未(1919年)还是在丁已(1917年)却是一段公案。当大千赠给刘瑞清的六朝铜镜拓片最终成为大千丁巳年拜师的新证,张学李书至于几可乱真代笔的缘由也浮出了水面——他多了一年“渐悟”的时间。

张大千何年何地拜师?所拜何师?这两个问题,张氏早年曾与门人亲友闲聊过,谈得较多的是曾熙、李梅庵两位老师的传说故事,但没有提及拜师时间。直到1968年,台北《联合时报》记者谢家孝专访张大千,张氏在谈到曾、李二师时,曾隐约其辞地说:“我十七岁即离开四川老家赴上海,当时我二家兄在上海,我去上海见见世面,私心也就想留在上海学书画,可是家里不同意,第二年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京都去学染织。”又说他是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才拜曾李二师学字的。至于何年去日本,何年回国拜师,谢家孝在张大千先生年谱中才有明确的记载:1917丁巳赴日学习染织,1919已未由日本回上海拜师,“先曾后李”(《张大千的世界》附二;张大千先生年谱。征信新闻报1968年五月初版)。不久,张氏在《四十回顾展自序》中,也有了文字记述:“年十七,出峡渡海,学染织于日本西京,绘事遂辍。二十岁归国居上海,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这篇自序,写于壬子(1972)年。可以说,谢家孝编的年谱,张大千的自序,当是海内外诸多编着张大千年谱及年表的依据【一】。由此张氏拜师年代,遂定在已未(1919)年,拜师地点在上海,所拜老师是书坛名家曾熙、李瑞清。就此成了约定俗成的共识,很少有人提出怀疑。
大千学书 “先曾后李”

疑点出在2010年四五月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其中有一件藏品,是李瑞清丁已四月书赠张氏的五言联,联曰:“此亭惟爽垲,厥词不浮华。”上款是季猨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下款为丁已四月清道人。据傅申先生鉴定,这件藏品必真无疑。而提出张氏丁巳拜师年代疑问的,也正是傅申。他在“特展”图录专文《曾熙、李瑞清与门生张大千》中说:“当笔者初见此联,就开始重新审查大千拜入李氏门下的确实年代,以为也许可以从此联的上款及李氏年款来大幅改写大家认知的年份。”傅申在文中花了很多笔墨,多方辨证,最后终因丁巳拜师孤证无援,及张氏留日回国时间有点扞格而无功而返。

傅申的疑点却引出了我的探索兴趣,终于在曾熙曾孙曾迎三提供的《曾农髯年谱长编》初稿中,发现了两条我以往多次过目,却又轻易放过的丁已拜师的证词。一条是甲子(1924)年间,曾熙为张善孖、张大千昆仲写的两篇书画例言;一篇是《季蝯书画例言》;另篇是《张善孖画例》。先看“例言”:“张猨,字季猨,蝯(猨是爰的古体字,后改用爰字)。季性喜佛,故曰大千居士。季之仲兄曰善孖,画人物山水,尤好画虎。蜀中与京师士大夫多争取之。然与季少时皆受笔于母,季昆季十二人,每岁学金皆出自母氏笔墨。季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人生之趣,不足学。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已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包按:余,疑许之误),其髯且长髯(翁),与语更异之。由此,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论多不能辩。”这篇例言,写于1924年,距大千拜师的年代较近,记事谅必无讹。上引片段,提供了大千早年拜师的不少讯息:一,张氏昆仲学画启蒙老师都是乃母曾友贞。二,大千东渡留学,“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这个说法似乎尚无人提及。此事与大千留日生涯有关,容后记述。三,大千拜曾师,无人引荐,而是毛遂自荐,“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四,大千拜李师,是曾师转荐,从转荐的口气看,相距时间并不长,不可能有半年之久【二】。这些讯息可以修正有些年谱的误载,也可廓清坊间的有些讹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见到这篇“例言”,并引入拙作《关于张大千拜师》,附在《张大千的老师李梅庵》文后,作为张氏拜师“先李后曾”说的更正(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初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增补版)。这次重读,又读出了以上一些新见。但“例言”中,曾熙并未提及张爰拜师具体年月,只是采用“一日”带过。究竟这一日是何年之日?这要看另篇《张善孖画例》了:“张泽,字善孖,一字善孖(孖是子的异体字,后改子),蜀之内江人,好画虎,髯因称之曰虎痴,门人季爰之兄也,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关键字出来,张爰是在曾农髯居上海三岁后才拜门的。那么曾熙又是何年自衡阳迁居上海的呢?查曾谱乙卯(1915)年条:“八月,出游西湖,到上海为在沪鬻书为生的清道人挽留,乃卜居沪木渎操笔墨生涯……。冬,清道人作《衡阳曾子缉书例引》。”可见曾熙自衡阳迁居上海,是乙卯1915年后三岁,但“髯居上海之三岁”,是一个模糊的时序概念,可理解为乙卯后三岁居沪之当年,亦可理解为居沪三岁之次年,若以此来断定张氏拜师之年为丁已1917年,似乎有点牵强附会。

且慢犹豫,“曾谱”中还有一条可以说明髯居上海三岁后,就是张氏丁已拜师之年的旁证,请看曾熙为张大千写的一首题画诗。查《曾农髯年谱长编》己巳(1929)年:“二月曾熙为张大千题己巳三十自写小像诗。”诗曰:“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米书当作内史观,不画应为好古得。未必古人胜今人,此诂难为世解说。不贵人相贵我相,自写面目留本色。松下暖暖云气深,忧若置身天都侧。蜀中兄弟称坡髯,书画到今名不灭。愿子策力抗前哲,再见岷峨生光泽。”己巳三十自画像,是张大千早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幅自画像,因为在这幅自画像上汇聚了海内三十多位诗坛宿耆、书界名流的题诗。诸如诗坛泰斗陈三立,词坛宗师朱疆村,四川诗坛长老赵熙,袁世凯赞为旷世奇才的湖南才子杨度,当时尊为国民政府主席却以书法名世的谭延闿,清末、北洋政府、民国三朝元老暨书法名家叶恭绰,还有老辈学者、书画名家黄宾虹等等,这些名家题诗,犹如众星拱月,拱出了初露头角的张大千的艺术著名度。这幅自画像本是处女作,后来竟演变为张大千自画像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由此起步,他几乎每年都要为亲友门人或媒体朋友绘制自画像,据傅申统计,张氏自画像多达百余幅,创古今中外画家之最。而三十自画像却一版再版,不断在出版物中亮相。

在众多的题像诗中,曾熙题得最早,位置也十分显要,题在诗塘的右上方。但因题诗太多太密,密密麻麻挤在画像上下左右的四周绫裱上,可说“曾诗”淹没在众多的题像诗中,不看原作或放大制版的印刷品,很难辨读,也难予细读。要不是我细读了曾诗,也许还不会发现诗中传达了一条张氏丁已拜师的重要资讯。信息在题诗的前四句中,先看头两句:“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曾老夫子写他与大千的亲密情谊。意为老夫须发苍苍白于雪,而你青春年少,早在拜门之初,就蓄起了翠墨的络腮胡须,用白于雪的髯须与翠如墨的髯虬,来映衬老少两代人忘年之交,突显出了师生之间的情谊。大有自古英才出少年之叹!再看后两句:“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请注意,诗中有张爰拜师的关键时序“一十二年几席亲”,说的是你追随我一十二年,亲近几案,侍弄笔墨,才华横溢,每画一幅人人叹绝。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那么曾师己巳题诗之时,张爰拜师已有一十二年了。己巳(1929)上推十二年,正是丁巳(1917)年,与前面“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年代恰好暗合。可以说“曾谱”中的这两处诗文,可视作张大千丁已拜师的互证词。联系清道人丁巳四月书赠季爰的五言联,傅申先生顾虑是孤证,岂不有了旁证,孤证不孤了吗?据此我写了《张大千拜师新说》,用电子文本寄给了《紫禁城》编辑部,刊于2011年3月。同时也传给了正在修订《曾农髯年谱长编》的王中秀先生,中秀兄回应道,证据似还不足,可聊备一说。他在“曾谱”中仍坚持巳未拜师。

赠镜梅师 岁在丁巳

时过半年,中秀兄兴冲冲来电告诉我说,张大千丁已拜师的“铁证”找到了。有人发现一枚六朝铜镜拓片,铭文是“千秋万岁”。拓片上有张大千的题跋:“寿世之竟(镜),秦汉为多,六朝物仅此一见。五年前,曾以之寿梅师。梅师没,不愿假作它人寿,重以筠庵先生命,完我赵璧,爰脱之以诸公爱我兼竟(镜)者。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索塌(拓)片,因识数语于此,大千居士爰。”跋文写于壬戌(1922)年五月,而所记之事,是五年前即丁巳(1917)年之事。丁巳七月初九,是清道人梅师的五十寿辰,为了庆贺梅师的五十大寿,张季爰赠了“千秋万岁”的六朝铜镜。梅师逝世后,李氏家人不愿这枚铜镜流出李府,变为别家祝寿之物,由梅师的三弟筠庵做主,完璧归赵,归还给大千。五年后(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向大千索要铜镜拓片,大千就在拓片上记述了这段铜镜出入李府的过程。从拓片题跋字迹看,确似清道人字体风貌。

 回头再说季爰赠镜,是因梅师的五十大寿而起,但未必在祝寿之时,也可能是在他拜师之后,季爰借祝寿由头而补送的。而梅师又应季爰之求,以集瘗鹤铭五字联作为回礼。

 手头正巧有题

1917年,李瑞清50大寿之际,张大千赠送了一枚六朝铜镜。从铜镜拓片上能看到“千秋万岁”的铭文和张大千的题跋。

 了下款的丁已四月五字联,于是补写了上款,当面赠给了“季爰仁弟”。我请中秀兄将“千秋万岁”拓片拷贝给我,并征求他的意见,可否把他的“铁证”发现引入我的这篇考证文中。中秀兄欣然同意。
 从清道人上款的称谓来看,仁弟当是门生弟子的昵称。但下款所题丁巳四月,按年谱公认的说法,张氏丁巳尚未回沪拜师。细心的傅申先生,从上下款字迹墨色浓淡变化中,鉴定出上下款不是同时所书,也就是说,上款是后来补写的。至于时隔多久,他又从大家公认的已未(1919年),自日本返上海的年谱中,确定上款当补在已未张爰拜师后,也就是两年以后(见《曾熙,清道人和门生张大千》,台北历史博物馆,2010年)。作为一位书画鉴定考据专家,考证重视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以大胆假设怀疑,但一定要小心求证。傅申(包括王中秀)先生在丁巳拜师缺乏足够的证据下,勇于放弃自己的丁巳假设,或坚持已未拜师,这种严谨的考据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而今张大千丁巳拜师,有了可以互证的两件对象:张氏六朝铜镜拓片跋文及清道人丁巳五言联;更有《曾农髯年谱长编》和有关张爰丁巳拜师的诗文可以互考。季爰拜师,涉及曾李二师,而今已发现了二师的物证、证词。不知傅申先生看到这些物证证词,能否认可丁已拜师说?也许傅申还要设问,如何解释张氏所说“二十岁从日本归国,拜曾熙门下学字”的杆格?

旅日归国 沪上拜师

关于留学日本之事,早年张氏在亲友门人中很少提起,也无文字记载报导。直到他旅居海外二十年后,才提出留日之说,与谢家孝访谈在前,写《四十回顾展自序》在后。可是这段口述、自序的留日履历,却为他拜师的年代,布下了重重疑雾【三】。若要细查,张氏在京都何校学的染织?学制几年?学了几年?肄业,还是毕业?凡此种种,均无交待。这所学校现今又安在?可否去该校查阅当年学名张权的学业档案?正当我百思难解之时,成都友人刘振宇来电告知,日本学人鹤田武良先生,曾就张氏的留学生涯进行过调查,并应邀在台北举办的“张大千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张大千京都留学生涯》调查报告(《张大千学术论文集·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台北历史博物馆1988年9月出版)。刘振宇先生还将此文复印寄我。

读完鹤田武良的调查报告,我心中的疑团顿消。鹤田查遍了京都市有关艺术大学美术部、市立铜鸵工艺高校所移管的美术工艺学校相应入校和毕业档案纪录,都未查到1916至1919年间的张泽、张权的留学记录,连张姓的档案资料都未发现。再看张氏口述的“年十七学染织于日本西京”,遍查西京(即京都)设有染织课程或绘画课程的美术学校档案,仍然没有他的姓名。据鹤田先生猜测,“张大千当年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入校学习的”,并由此他推断,“张大千青年时期的日本留学,可能比传闻中的三年要短得多,只是短期的生活而己。”如果鹤田的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大千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也太自由了。难怪曾熙在“例言”中,有如此一段云山雾罩、扑朔迷离的季爰留日记载:“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

倘若鹤田先生的调查报告属实,那么张氏留日及返沪时段的伸缩性就大了,他不必非等到1919年回沪拜师啊。据李永翘《张大千年谱》1918戊午年条载:“年初,与先生青梅竹马,情感至深的未婚妻谢舜华病逝(1899-1918)。先生闻讯十分哀伤,特从日本赶赴上海,欲回内江吊祭,因兵荒马乱,道路不靖,归途困难重重,旋奉善子命重返日本。”(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我问永翘兄,张大千吊祭有何依据?他告诉我说,依据在谢家孝所著《张大千的世界∶做和尚的一百天》。我马上查阅这一章,果然看到张氏有如下一段口述:“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吊祭尽心,可是正逢张勋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二十岁,我二十一岁由日本回来。”请注意,张大千在这段口述中说的“二十岁那年”,与《四十回顾展自序》说的“二十岁归国”,两个二十岁,肯定不是同一年。幸而张氏口述中另有“正逢张勋闹复辟”的记载,可以推定他此次回沪的确切年代。据史载,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军,借调停之名,于6月14日进京,7月1日撵走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又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重当皇帝,改年号为宣统九年。可是仅十二天,复辟就宣布破灭。张勋复辟,因发生在丁巳年,历史上也称“丁巳复辟”。由此看来张氏此年回沪,当是丁巳年。按张氏干支计年法,丁巳1917年,他应十八岁,而不是二十岁。回沪后,正逢张勋闹复辟,应是六七月份。回不了四川咋办?“年谱”上说是“旋奉善子命重返日本”(张氏口述是“家兄又命我回日本”)。按李氏年谱说,是要他马上回日本。我认为于情于理不通,也与口述原意有所不同,因为他在日本旁听进修,学业并不紧迫,又值暑期,善子没有必要马上命他赶回去。何况回来一次也不易,既来之,则安之。索性暂留上海,兄弟俩可以商量一下,如何学艺。七月初九(阳历8月15),是清道人五十大寿之日,季爰有机会参加祝寿。祝寿不能空手去,于是带了一枚“千秋万岁”的六朝铜镜,作为寿礼。沪上祝寿名士中,有位从湖南衡阳赶来的大胡子书家,他是清道人的老友曾农髯。也许正是在这次酒宴上,张爰见到了曾、李,也由此布下了拜师学书的种子。八月,曾熙从西湖小游回沪,听从了李梅庵的建议,自立门户留沪鬻书。某日,季爰带了贽金,径自走进曾宅,毛遂自荐,向曾农髯提出“愿学书”的拜师请求,于是有了以下情节:“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已意,不足学。因携见道人……”,也有了清道人回赠五字联的细节。这段张大千拜师的叙述,是我依据丁巳拜师物证、证词俱全的情况下,大胆推断出来的,估计不差。令人费解的是,编着张大千年谱的永翘兄,在他所引的《当和尚一百天》的张氏口述中,明明有“正逢张勋闹复辟”这句话,这句可以判断此次张大千返沪是丁巳年的关键话,可是他却视而不见,在“年谱”中删去,不知何故?也许他认为张勋“丁巳复辟”的史实,与张氏说的“那年我二十岁”的记忆,有一年之差的扞格。口述中的这段话,究竟是丁巳还是戊午,发生了矛盾。在这里,永翘兄宁可深信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以年龄推算年代的记忆,先入为主,也不愿采信可以判断年代的张勋复辟的史实,以史求证。何况这位老人在推算年龄时,常常出现记忆误差。大千老矣,记忆难免有误差。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他的地方。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张大千年谱学者来说,盲目深信张氏的年龄记忆,不加考订,岂不犯了“张云”亦云、一叶障目的弊病?障目的结果,一是盲删张勋复辟,二是盲断谢舜华的1918卒年。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要在张大千拜师相差两年的年代上,不厌其烦,来回求证。理由有三:一,对于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家来说,拜师是件大事,拜师的三维空间,即时间、地点、人物,一定要弄清楚、弄准确,不能似是而非,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讹传讹;其二,大千拜师的确切年代,涉及他的留日生涯,而张氏的这段留日口述,大摆龙门阵,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扑朔迷离,令人难以适从;其三,大千丁巳拜师,涉及他向李梅庵学书时间的长短,他学李书形神兼备,可以乱真代笔,倘是已未拜师,距李师下世只有一年半载,似乎时间较短,火候还不够。基于以上三点,所以我要不厌其烦,“穷寇”猛追。何况后二点也是傅申先生存疑所在。如果丁巳八月后,曾熙留沪,张大千拜曾李二师可以敲定,那末他向李师学书的时段,可延长一年多,这对于自知不是“顿悟”而是“渐悟”的张大千来说,岂不是增加了一年多可下苦功临仿、“渐悟”的宝贵时间?不知傅申先生以为然否?又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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