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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型主义的艺术本质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1-04-21  浏览次数:654
1914年夏天,蒙德里安回到故乡看望重病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滞留荷兰。由于回不了巴黎,远离了那儿频繁的艺术活动
        1914年夏天,蒙德里安回到故乡看望重病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滞留荷兰。由于回不了巴黎,远离了那儿频繁的艺术活动刺激,他可以静下心来对艺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开始对立体主义的追求产生不满:“一步一步地,我见到,立体派没有从他自己的发现里引申出逻辑的结论。它没有把抽象发展到他的最后目的,到‘纯粹实在’的表达。我感到,这‘纯粹实在’只能通过纯粹造型来达到,而这纯粹造型又本质上不应受到主观感情和表象的制约。”(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他转向了纯抽象的方向·,并且竭力地简化和提炼画面的那些抽象元素:“我一步一步地排除着曲线,直到我的作品最后只由直线和横线构成,形成诸十字形,各个相互分离和隔开。”(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 

         他住在海边,画了一组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画,题名为《海堤与海》。我们这里所见的这幅《海堤与海
·构图十号》便是其中之一。这组画,是他根据户外写生时所作的素描稿所绘。他曾经在斯赫维根海岸漫步,连续数小时地凝视海面的波光,那儿有一道伸人大海的破败的防波堤。他反复地在这组画中,表达他在海边的感受。这组画,有一种宁静的、不带感情因素的美,让人想起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诗句:

       真正的正午,从光点创制


       海,海,总是再一次开始。

       在《海堤与海》中,海面重复的波浪,以及波光的闪烁变化,被提炼为诸多由水平和垂直的短线交叉而成的十字形。这些十字形,朝着上下左右四方连续地排列。线的长短不一;使其排列的密度及画面的色调也相应地起着变化。在这里,传统的透视法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在这种新的空间中,大气的效果被彻底消除,画面呈现出线状图形的充满节奏的颤动。

       这组《海堤与海》系列作品,又被称作《加号与减号的构成》。自然的形体被简化为抽象的符号并成为形式语言,但画面仍然保留有立体派椭圆形构图的痕迹。那些短小的直线,疏密有致地布局在画面中间,而四角则空在那里。不过很快,蒙德里安便彻底摆脱了立体主义的引导,走向了他以后一直为之心醉神迷的新造型主义。为在艺术中追求自然本质的普遍规律,他耗尽了余生。

      《红、黄、蓝的构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画,45x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里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象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
“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 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 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律性来起作用。”(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他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
“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
“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净而清澈。”

      《百老汇爵士乐》,蒙德里安作,1942--43年,布上油画,127x12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他于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旅程。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那整齐严谨的街道布局、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充满活力的舞厅和爵土乐队,以及夜幕下流光溢彩、闪烁变幻的灯光……它们既与其绘画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又洋溢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于是,他的作品开始发生变化。那套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绘画程式被打破了。黑色网格和大的色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小色块组成的彩线结构和跳跃其间的小块面。它们快乐、明亮,生机勃勃且充满音乐感。

      《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依然是直线,但不是冷峻严肃的黑色界线,而是活泼跳动的彩色界线,它们由小小的长短不一的彩色矩形组成,分割和控制着画面。依然是原色,但不再受到黑线的约束,它们以明亮的黄色为主,并与红、蓝间杂在一起形成缤纷彩线,彩线间又散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和频率震动。看上去,这幅面比以往任何一件作品更为明快和亮丽。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及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这是蒙德里安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新发展。1944年2月,他因严重肺炎而去世。


      蒙德里安一生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他从写实主义到几何抽象进程中的一次次努力和一次次成就。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永远精进的漫长历程。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运用他的新造型主义原则,以致于他的名字已与新造型主义融为一体了。

      《玩牌者》,凡
·杜斯堡作,1917年,116.5x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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