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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画的著录与市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1-04-11  浏览次数:1036
  2009年秋拍行情飙升的中国古代书画,至今仍是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受注目的焦点。在当代艺术激烈震荡、瓷器工艺术品走势乏善可
     2009年秋拍行情飙升的中国古代书画,至今仍是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受注目的焦点。在当代艺术激烈震荡、瓷器工艺术品走势乏善可陈的市场环境下,古代书画全线飘红的景象,为市场人士重塑了一个中国传统艺术不朽的样本。

涉及古代书画著录的价值探讨,也俨然成了一门市场显学。专业人士、行家、收藏者、媒体纷纷展开了讨论,而清代乾隆宫廷编纂的《石渠宝笈》更成为了各方标靶。肯定《石渠宝笈》价值者有之,嗤之以鼻者也不乏其人,诸如“《石渠宝笈》的是与非”“《石渠宝笈》的价值有几何”“《石渠宝笈》真的可靠吗?”“《石渠宝笈》著录‘鱼龙混杂’”等名目的文章屡见报端。

据记者观察,在各家报刊名目繁多的文章中,大部分仅是将《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真伪性作为讨论的主旨。常常是一边劝戒收藏者不可盲信《石渠宝笈》著录,另一边却又试图用其为近年来高价成交的著录作品寻找价格支撑点。事实上,并没有人真正关注《石渠宝笈》缘何在拍卖市场上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种现象?更无人关注拍场成交过哪些被其著录的作品,数量、品质几何?以及除《石渠宝笈》之外,还有哪些著录对古代书画作品的鉴赏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著录已否直接影响着作品的价格

著录是影响着古代书画以及其他文物艺术品价格的重要因素。部分重要的、可信度较高的著录,甚至还会影响到学术研究。就古代书画拍卖而言,若是一件书画真迹,有无著录,以及有何人的何种著录会直接影响其拍卖成交价。同水准的作品,著录清晰且可靠者,其成交价通常会高于无著录作品,有时是一二成,有时可能是数倍甚至数十倍。

以2009年古代书画拍卖成交前10名为例,入闱的11件拍品无一不是历代著录详实、并经很多收藏大家、学者典藏、传承。其中,6件作品著录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TOP1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卷》手卷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吴彬作品著录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者18件,此件为惟一得乾隆帝御题者);TOP2清代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杨仁恺著《国宝沉浮录》;TOP8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手卷著录于宋代邓椿《画继》、宋代佚名的《南宋馆阁录续录》、清代安岐《墨缘汇观·名画续录》及《石渠宝笈初编》;TOP9南宋时期旧题萧照的《瑞应图》手卷著录于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笈续编》、清代厉鹗《南宋画院录》等6种著录;TOP10-1明代吴彬《临李公麟画罗汉》手卷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TOP10-2明代董其昌行书叶向高《龙神感应记》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徐邦达《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

另外5件入闱作品亦出身名门:TOP3宋代曾巩《局事帖》镜心著录于清代吴升撰《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徐邦达集》、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等;TOP4朱熹、张景修等七家《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著录于李佐贤《书画鉴影》、《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着丛编》、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唐五代宋书法》《徐邦达文集》;TOP5清代朱耷《仿倪云林山水》立轴收录于《八大山人全集》等1962年以来的著录十数种;TOP6宋克《草书杜子美壮游诗》手卷著录于《宋仲温草书杜子美诗》等5种书法专著;TOP7清代萧云从《青山高隐图》手卷著录于清代邵松年《古缘萃录》、程曦《木扉藏画考评》、徐邦达《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到2009年12月10日,全年北京、香港市场就至少高价成交过18件《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中贸圣佳3件,中国嘉德5件,北京翰海2件,香港佳士得2件,北京保利6件,占全年古代书画千万元级别作品的六成。

且不论《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其他高价成交的古代书画作品九成以上著录清晰,鲜有无出处无来源者。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对于珍稀的古代书画作品而言,著录是惟一能告诉后人作品传承线索的历史证物。

著录也是确认传世书画作品传承、真伪的依据,特别对古代书画鉴赏领域知识储备有限的收藏家而言,选择著录作品是最直观的方法。有行家指出:“选择《石渠宝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著录中收录过的作品,等同于选择了参与这些著录编纂专家做鉴定。”对于经纪人、拍卖公司来说,推介、征集此类作品远比那些未经著录的作品要便捷很多。

著录作品价格涨幅可观

观察古代书画市场的发展轨迹,不仅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价格涨幅有迹可循,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重要著作的精品亦然。

    如清代宫廷画家钱维城《雁荡图》手卷,2002年中国嘉德秋拍以429万元成交,2007年再现该公司春拍时,成交价变成2408万元。不足5年,涨幅接近5倍。清代画家恽寿平《载鹤图》手卷3次的成交情况,更清楚地说明精品的价格涨幅,2006年4月首现中贸圣佳春拍时,成交价504万元,次年该公司秋拍再拍时,成交价涨至1111万元,2008年4月转至中国嘉德拍场,成交价改写为3696万元。3年间增值6倍!对此类现象,有行家解释为:“很多收藏家受限于专业知识的不足,以及对市场变化的把握不准确,对精品画作精确评价的反应往往滞后。去年中国嘉德秋拍4480万元成交的《龙神感应记》手卷就是例证,此卷2008年该公司秋拍时估价与去年的估价相差不远,当时流拍,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去年得标者前年亦在拍场竞标!”

去年古代书画板块的涨幅是全面、整体性的,这种全面、整体,就体现在各个时期的著录作品上:

首先是宋元作品的领涨,带动了行情上扬。宋元书画名迹被誉为这一板块的龙头股,它的涨跌升降,直接影响着古代书画大势。以中国嘉德的南宋《瑞应图》《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草书杜子美壮游诗》、北京翰海撤拍的7件宋元书画作品、北京保利的宋代曾巩《局事帖》、赵佶款《写生珍禽图》、香港佳士得的元代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及北京匡时的赵雍《秋林独骑》等为代表,这类作品数量极稀,价格涨幅惊人。如赵佶款《写生珍禽图》2002年是2530万元,去年拍到了6171.2万元;《秋林独骑》2005年仅以111.1万元拍出,去年成交价涨到了 万元;

其次是明清名家书画价格普遍高涨,成为了古代书画市场上拍品数量最多、成交价格最高、成交额最大的支柱,以吴彬、徐扬、朱耷、董其昌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去年都创出了历史最高纪录;

另外,最引人热议的是古代书法作品价格狂飙。书法作品的价格长期远低于绘画,但是近年来在中贸圣佳、北京匡时、西泠拍卖、中国嘉德专场拍卖的大力推介下,在去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涨势,大有赶超绘画之势。年度古书画成交前10名中,书法作品占4件。而在《局事帖》亿元高价成交之前,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的成交价最高纪录保持者是王铎1649年的作品《草书诗卷》手卷,2007年在西泠拍卖秋拍中以1691.2万元成交。

如何理解《石渠宝笈》著录的价值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文献。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杨丹霞女士介绍:“《石渠宝笈》主要收录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两书均分初编、续编和三编,总数为255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863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7757件。”“《石渠宝笈》著录的法书名画,主要来源于清代开国以来到乾嘉时期历朝皇帝的收集、臣工仕子的捐献。该书根据作品的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等。”

杨丹霞指出:“《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并非都是真迹,更非全是精品。自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曾组建书画专家鉴定组对各省、市博物馆、文物店的收藏进行了详尽、权威的鉴定和筛选,不仅从中发现了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佳作,同时,更起到去伪存真的功效。在大量被否定的古代书画中,经《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为数不少。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在书法、绘画库中被历次专家审查后降级为参考资料的绘画作品就有唐代李思训《采莲图》、元代钱选《洪崖移居图》、明代陈淳《写生花鸟图》、清代王翚《仿云林荆溪清远图》等自唐至清历代画作不下200多件;其中既有明末‘苏州片’,也有清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或当时‘四王’的‘名笔’。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宝笈》著录。所以说,乾隆、嘉庆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是相当有限的。”“当时文臣的鉴定还时时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如被明代邹之麟誉为‘右军之兰亭,神而圣也’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现分藏台湾故宫和浙江省博物馆),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10余本,乾隆就曾先是将摹本当作了真迹,反复题咏,并编入《石渠宝笈初编》,后来真迹出现了,皇帝的尊严既不允许他当众承认自己‘没眼’,又不能眼睁睁让好东西跑掉,只好命词臣梁诗正将黄公望真迹题为伪品,后来,此卷亦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可见,《石渠宝笈》著录并不能为书画的真假、优劣作十分的保证。如果不去对一位书画家的创作规律做深入、精细的研究,不客观地看待《石渠宝笈》作为清代宫廷对古代艺术的一种总结记录所存在的片面性,那么,对于一件作品的总体把握就会有偏差,甚至以假当真,以次为精。”

针对《石渠宝笈》著录的清代宫廷绘画,杨丹霞认为:“虽然这些作品也是古代优秀传统的组成部分,它或以详实细腻的笔触和视角记录了史实,或以绚烂逼真的花鸟、讲求谨严法度的山水等体裁装点了宫苑和帝后生活。《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中著录了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皇帝等人以及活跃在当时的宫廷画师、文学侍臣和皇室贵胄的书画作品。如西洋画家郎世宁的绘画入《石渠宝笈》著录的有53件,词臣张照的作品167件……但从整体地位看,它只是以文人画为主流的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小小分支,从宫廷绘画的数量上讲,也是沧海一粟,对于任何一位画家一生的创作来讲,更是只鳞片甲。”

杨丹霞分析:“许多著名的宫廷画家的精品并没有进入《石渠宝笈》,有的是因为皇帝并不十分欣赏;有的因为尺幅巨大的贴落,包括不少绘有乾隆及其他皇帝形象的,如郎世宁的不少各种背景的《弘历行乐图》,本来是作为装饰画被贴在避暑山庄或圆明园的一面墙上,后来被揭下装裱成轴。又如著名的《平安春信图》《弘历射虎图》《弘历哨鹿图》等大批反映宫廷生活实景的画作也都未入《石渠宝笈》著录,它们的未入《石渠宝笈》,并不是题材和水平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皇帝命人创作这些作品的初衷,并非是要‘赏玩’,而是看重它们的纪实功能,许多带有皇帝形象的杰作,都是作为厅堂装饰贴在墙壁上的。未经著录的大多还有的是原来被皇帝相中的作品,而且水平确实好的画作,有的都已经钤盖了‘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印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能最终入编《石渠宝笈》,甚至一些作品画心上的‘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又被用小刀抠去,只留下一个淡红的印痕,如故宫藏李世倬《木兰秋景图》册,此册以淡墨轻色,描绘皇帝出塞狩猎的场景,关山绵亘,骏马疾驰,帐幕耸立,野炊袅袅。画中以一个随驾文人的视角,既真实又写意地再现了帝王的巡游生活,是难得的山水、人物画佳作,但最终也并未入《石渠宝笈》。李世倬出身汉军,自其祖、父辈辄隶属在怡亲王胤祥门下,他自己也担任过如湖北布政使、大理寺卿等职。为官之余,创作了大量的绘画,其中很多是以描写帝王出巡、游猎场景的作品,是一个多产且多才的文臣,《石渠宝笈》仅收录了他的12幅作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收录的就更少得可怜。与存世的近百件作品相比,这些并不全是他最精的,也并不能代表李氏艺术的全貌。由此可见,单单以一个书画家的作品是否被《石渠宝笈》著录过来判别它的优劣是很幼稚的,会使人与许多优秀的作品失之交臂。”

近年,清代帝王书画作品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中贸圣佳2004年春拍尝试推出的“清宫御笔专场”43件悉数拍出,成交额2224.75万元。2008年秋拍再推,乾隆帝1746年作《临钟繇力命帖》手卷拍出了660.8万元。去年秋拍的专场59件拍品百分之百成交,收获1992.03万元。《石渠宝笈》所收录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的书画作品多达数千件,杨丹霞指出:“这些特殊作者的特殊作品,从它们所包含的人文内涵、创作数量以及艺术水准都是最为精良的,单单看它们的装潢形式和材质,都是极尽瑰丽奢华,在艺术性与工艺性的完美结合方面也是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皇帝书画绝大多数都保留在北京故宫,外间流传极少,即使偶尔出现三、五件,并不一定都是经《石渠宝笈》著录过的,藏家对于这些作品的热情明显的不如有《石渠宝笈》著录的高。实际上,帝王书画只要是其亲笔就有其独特性,是否经《石渠宝笈》著录并不是首要的因素。皇帝书画的鉴藏尤其讲究是否为皇帝的亲笔,是因为皇帝书画存在普遍的代笔现象,因此,不能以文人画的标准来衡量作品优劣,毕竟他们不是职业的书画家,也没有受过长期、艰苦而系统的绘画基本功训练,因此,往往那些看去写、画得极不在行的才是皇帝亲笔真迹。”

凭什么判断作品是否著录于《石渠宝笈》

市场高价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如何判定一件品是否真的曾经著录于《石渠宝笈》产生了兴趣。毕竟,当时并没有图片以资佐证,现在从哪些方面才能来辨别其著录的真伪性。杨丹霞女士将辨别方法归纳为三种:

首先是确定作品中是否钤有殿座印,这一点是表明曾经《石渠宝笈》著录的关键。“《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宫鉴藏宝’。这种编写体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编撰《秘殿珠林初编》之前就由乾隆帝亲自指定的,谕旨曰:内府所藏书画‘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后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如果画幅上没有标示这些宫殿的殿座章,也就意味着此物从未经《石渠宝笈》著录,否则,皇帝要看时去哪里找?按一般规律讲,《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应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

当然也有例外的现象,“如曾经拍卖过的乾隆帝书《塔山西面记卷》,由于与另外四卷作为一套藏品即‘清高宗书白塔山记五卷’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永安寺》,或许殿座章钤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没有“永安寺”的殿座,类似的情况十分罕见。”

其次是看画作是所钤清内府鉴藏印的格式。“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和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乾隆或嘉庆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所钤印章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比如挂轴‘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如果画面上部较窄或有画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是有往上移,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的,但极少见到在挂轴上把数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用的,即使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直接盖在画意上边。在手卷或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都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盖在画心上,有时‘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会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另外,带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花样纷繁,令人目不暇接。”

第三是看画作的装裱。“当时清内府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多作二色式。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琉球的菊石等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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