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期，也是书法大放异彩的时期，从文化的深处探讨这一时期的书法现象，追寻其发展轨迹与形成原因一直是学术上的难题，也是其意义所在。
在重新回归到古典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东西非常博大，甚至觉得魏晋时期的书法理念实际上和我们现代的观念在很多地方都是吻合的。尤其是在书法形式上去研究它跟传统文化的一些关系。在研究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关系上，从纯粹文化上的研究，以往的理论文章很多很多，包括在美学方面、哲学方面的研究。但在书法的形式上，一招一式、一点一画，它是怎么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挂起钩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比较少。历代在实用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专注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研究就少一些。
自从书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之后，文士开始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六朝时期书法成为标志士人精神面貌与文化素质的艺术，也成为高门士族标榜门风与保持家族文化优势的艺术，门第中人以书法相尚，争书法之高低，品书法之优劣，因而书法在具有艺术价值的同时，又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书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门第观念的影响，士人书法与平民书法保持着十分严格的界限，主要表现为，士人多在尺牍中展现其精神风貌，他们很少以实用的态度对待书法，不屑于碑志造像的书写工作，他们认为这种劳神役形的事情是社会底层人所为的；而由于玄学的影响，此时的书风与玄风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表现在书法品评上，人物品藻与书法品评相结合，“得意忘言”、追求意外之趣成为此期书法的显著特点。由于书法的深入人心，在社会收藏方面，在文人雅集方面，在题扇与题壁活动中，书法都成为士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并出现了书法买卖、书法作伪的社会现象。
与士人书法兴盛的同时，平民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十分繁荣的时代，虽然正史中很少有他们的事迹，也很少有人品评他们的书法，但大量书法遗迹已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平民书法主要是应用的场合，大凡碑志、造像记、墓砖以及官方文书、账簿都是出自他们之手。这其中不乏职业的书法工作者，如石刻工匠，如专门靠抄书为生的佣书者，也有平民的随意刻画。
作为汉字艺术主体的书法，表征着多层华夏民族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附着丰厚、整体的灵魂意识和精神特质。显透着创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性情意趣的书法艺术，已跳出了“饰文字以美观”的萌芽更新阶段，进而作为强化主体意识的笔法线条，追求自我超越、鄙视世俗。创造者们表现出了极解放、极自由、极热情、极智慧的创作态度，使中国书法除篆、隶仍盛行外，真（楷）、行、草的诸体演变趋向于成型和完善；使一个代表中华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真正地走向了艺术，走向了大美；使一个具有生气博扬、光彩流溢、个性凸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阶段育化而出。
魏晋时期的审美呈现多元化的趋向，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东汉末年，豪族地主集团势力不断膨胀和扩大，土地兼并日益加快，土地所有权渐渐掌握在豪强的大族手中。与此同时，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手工业者和社会底层的农民不得不依附、汇聚于豪族地主集团阶级的门户下，这就构成了典型的以自给自足的豪族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必然会带来审美文化上的深刻变革。加之，儒家经学的衰颓和代表门阀士族价值体系的玄学思潮的崛起，更是直接驱动和催化了该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飞跃。以情志为神明，以事义为骨骼，气度、自我、人生、生命、真情等已成为至高无上的本体。人身美、人格美、自然美的审美对象结构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完全的落实。作为以“流美”、“表意”为主的独立艺术样态，讲求形式美的符号、结构、墨韵、章法的书法艺术，通过线条的粗细与长短，笔致的曲直与软硬，墨法的干湿与燥润，已展示出了时代多元觉醒的具体感受和体悟。书法作品中的“魏晋风度”令后世仰慕和赞叹不已，徜徉在魏晋人的书作之中，飘然洒脱、超然绝俗之感油然而生。以笔传意、以品节情、因气传神、纵性任情的重心转移，使眼底观照的物象和心中契悟的真意流露于笔端，书家的心迹、神识得到了真实的映射和本质显扬。凡艺术之创制，自有由实用性而产生的被动，由痴迷而产生主动，以人为中心的“自觉”时代，带动了艺术创作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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