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它室于墙壁，令人凡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这是清代宫廷画家邹一桂对于日渐传入的西方绘画的看法，从这番话中，我们仍能看到中国自身的文化艺术传统在应对西方文化时的自信从容，虽然这只言片语仍有文化偏见的嫌疑，但在随后的二百多年间，在时代潮流与历史语境的不断更迭中，中国所固有的文化艺术传统与人文精神却历经磨难，传统与西化，继承与改革，裹挟于政治运动，加之以人为的割裂，时至今日，我们似乎仅能从博物馆中的文物和各种复制文本中，寻觅那个能够证明我们自身文化身份的艺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得以突破冷战以来的封锁，迅速融入现代社会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带有普适性质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与经济开放同步，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同化作用，也使我们与自身艺术传统愈行愈远。
回溯中国当代艺术（在此特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影响的艺术形式）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同步，二十余年的发展方兴未艾，然而不论是不屑还是尚未意识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对于自身艺术传统的兴趣都付之阙如。艺术发展如何维系其与传统的血缘关系，在艺术现代化的国际潮流中保持其自身的文化身份，以促进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与活力，这始终是西方现当代艺术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或许承认西方世界掌握当代艺术话语权的观点，难免有阴谋论的色彩，但西方当代艺术体制对于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有选择性的支持，使中国的当代艺术陷入了迎合西方趣味与商业炒作的泛滥期，逐渐模糊了其尖锐的批判性和文化反思的初衷。当掌握着当代艺术话语权的西方艺术体制，对于通过政治符号诠释中国当代社会的兴趣逐渐消退，一味的政治嘲讽和顾影自怜的个体诉说不再能满足西方社会三分猎奇，三分怜悯的文化需求，中国自身的当代艺术应该何去何从？吕彭先生以“溪山清远”为题，相继在伦敦和旧金山策划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其作品多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重新发现和解构民族艺术传统，探索新的精神内涵的尝试。“溪山清远”系列展览为西方社会展现了一个具有东方精神内涵的中国当代艺术面貌，同时在这个展览回归成都双年展之际，也将以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认识民族特有的艺术传统这一迫切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
面对自身艺术传统的命题，对于近百年的中国社会而言，并不新鲜。这个问题自身就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在此不妨略述其更迭演进，也有益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代艺术“旧话重提”的意义。如何继承和发展自身的艺术传统第一次成为时代命题，始于新文化运动，也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呼救下，由政治而文化，由文化而艺术的改良运动使中国近代艺术迈出了现代性的第一步。在这场改良运动中，即便最为激进的批评家或艺术家，也从未试图割断艺术与其传统的根脉，古典的写实与现代的野兽派、立体派，皆可与中国艺术传统共治一炉，而生出独具中国气质的“当代艺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中国执政党之后，根据其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而来的艺术工作经验，以政治形式发起了艺术改造运动，同时也引起了对于继承和发展民族艺术传统的又一次反思。在这样一场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艺术改造运动中，仍有一些“当代艺术家”能够继承艺术传统而发展出新的艺术面貌，而今这些50年代的“当代艺术”早已成为传统的延续而非对立[1]。然而，随之而来的频繁的政治运动却使文化艺术传统，成为鼓动革命狂热，集权统治泛滥的牺牲品，对于艺术传统的维系就此断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身份的危机，断裂的文化艺术传统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
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社会所显示出的稳定繁荣，更近一步推动了百年来屡屡受挫的民族信心的恢复，重构民族文化身份已经成为继经济发展之后的又一命题。同时，西方社会普遍遭遇经济危机影响，掌握着话语权的西方当代艺术体制继而对以往政治色彩浓厚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渐趋消退。世界文化潮流逐渐走出冷战思维而在经济驱动下探讨中国经验，中国传统文化超越以往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成为文化批评关注的焦点。无论这场文化潮流背后的动因如何，我们都应有策略地抓住机遇重新认识和重构民族艺术传统，从而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主动争取当代艺术的话语权。
当然，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绝非西方话语驱使下的附庸，在经历了短暂的冷静期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集体选择回归自身文化身份，重新认识和解读民族艺术传统，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热情之后，立足自身重新思考，走向成熟独立的重要标志。而且，相较于之前中国当代艺术紧追西方当代潮流而流于形式，内容或直白浅显的频繁更迭，如今的当代艺术家们更能在遍尝西方当代诸流派的基础上，以更为丰富的当代艺术语言来诠释自身的艺术传统和文化经验，这也为中国当代艺术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实现与观众的沟通提供了契机，从而在更深层面实现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中国近代以来的艺术发展经验表明，任何时代命题的提出都是时代语境与艺术形式自身发展逻辑的交汇，这次的“溪山清远”当代艺术展，其申明当代艺术重新认识民族艺术传统的时代命题，使中国当代艺术走出狂热而回归冷静的思考，为其在世界当代艺术体制中确立民族文化身份提供了策略与契机。
行文至此，此次的“溪山清远”当代艺术展不禁使我想起了建国初期李可染、罗铭、张仃等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的另一次展览，其当时也是褒贬不一，可谓是50年代的“当代艺术”，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个体艺术创造早已成为艺术传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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