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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1-08-20  浏览次数:879
科学必须发掘隐秘,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分析理论,强调进入日常生活实践的场域之中去分析和建构理论,而不是像站在高楼上俯瞰街上的行人那样去建构研究文本。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

——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晚年的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首次使用“生活世界”(life-world)一词①,旨在反驳近代自然科学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抽象化,因为他认为自然科学本身虽然十分有效,但它只不过是我们给身处其中的世界量体裁衣的一件理念的衣服。胡塞尔指出:“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在人们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只能是这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胡塞尔,1988:60)。其他学者如维特根斯坦、舒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卢卡奇、赫勒、科西克等也对“生活世界理论”开展了深入阐释,从而使得现代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是以有学者认为,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衣俊卿,2006)

一、社会研究的日常生活分析转向

西方传统的社会研究只重视社会对象的本质与结构,研究重心是社会制度和重大社会活动,对日常生活关注不多。平民的日常生活之琐碎、平庸、单调,往往被斥之为非本质的现象,长期被知识界忽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个人自由的发展,日常生活的形式及内容逐渐呈现多样化,方引起少数学者之关注。19世纪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涂尔干对日常生活的特定现象(如自杀现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此时社会学研究的重心仍然是社会制度及社会行动。直到1930年代以后,随着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的崛起,社会学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研究才全面展开(高宣扬,1998:549、554)。在这一时期,舒茨(Alfred Schutz)、卢曼(Niklas Luhmann)、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社会学家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理论嫁接到社会学理论中,从而引发了社会学范式革命。

1932年,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一书出版,系统地提出了社会现象学的纲领,并强调用现象学的方法达到对生活世界的先验直观。他认为:“‘日常生活的世界’指的是这样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它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就存在,被其他人(other)、被我们的前辈们当作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来经验和解释。现在,它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解释来说是给定的。我们对它的全部解释都建立在人们以前关于它的经验储备基础上,都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由我们的父母与老师传给我们的经验基础上,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舒茨,2001:284)。是以,他指出:“生活世界既是背景又是我们行动与互动的对象”(Schutz,1970:73)。其后,基于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George H. Mead)思想的启示,由芝加哥社会学派二代学者如布鲁默(Herbert Blumer)和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人逐渐完善的符号互动论,同样将研究的视角放到了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生活。布鲁默指出:“经验世界是由在不同情境中的行动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符号互动过程所组成的,因此,那些只能在某些情境中剖析某些事件的概念不可能把握现实社会的整体关联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现实最终是由个体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建造起来的”(转引自特纳,1987:418)。加芬克尔吸收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的成果,创立了常人方法学,主张研究日常生活的惯例,即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公民利用复杂的解释程序、假定和期待的网络。他说:“我所说的常人方法学指的是这样一种研究,把索引型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理性特征,视为日常生活中那些组织有序、富于技艺的实践的成就,而且是带有或然性的持续不断的成就”(Garfinkel,1967:11,转引自沃特斯,2000:43)。常人方法学研究者常以打破常规方式来探讨人们如何修补常规受损的行动,旨在了解人们如何将日常现象转成理所当然的常识。因为他们相信,人们日常活动,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序的,人们对于自己的行动的逻辑有某种程度上的理解,且这些行动都相应地具有实际的目的,因此能够将这样的逻辑转述出来。

大体上说,社会学日常生活研究的崛起,彻底动摇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宏大叙事范式,许多社会学家抛弃了以整体观和进化观为内容的实证主义模式,试图以个人行动的主观根源说明人的活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关联的“社会学的日常生活的转向”(刘怀玉,1996)。舒茨视“生活世界”为“至尊现实”(转引自李猛,1999:20);社会学家伯格(Peter L.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甚至认为日常生活是惟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强调任何与现实社会秩序有关的研究,都必须到日常生活实际和大众共同的日常实践中去探究。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所呈现的性质,使得日常生活的观点变成行动者个人的自然生活态度和行动观点(张郁蔚,2005)。近20年左右,日常生活问题也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关注,以《求是学刊》等刊物为中心,衣俊卿、潘忠党、刘怀玉、陶东风、李猛、杨善华、郭于华等一批学者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孙立平教授发现,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史”、“日常生活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微观史学”、“口述历史”研究的进展,有效地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生活中这个层面认识的深化(孙立平,2008)。不过,在中国,“日常生活史”不过是增进我们对“宏观历史”认识的一个途径,日常生活研究基本上是在介绍和批判性的视野上展开的,尚未成为揭开社会事实运行规律的最重要的手段,更没有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范式。

事实上,早期西方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大多数是将日常生活视为沉沦的场域,因此多持悲观批判的态度。如尼采就把日常生活和常人视为平庸无聊的,鼓吹超人哲学和生活的艺术化;韦伯也认为,艺术在当代生活中扮演着把人们从理论——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和刻板性中救赎出来的重要功能;在海德格尔的眼里,日常生活则是无差别的“平均状态”,而“在平均日常状态中,此在仍以某种方式为它的存在而存在,只不过这里此在处于平均日常状态的样式中而已,甚或处于逃避它的存在和遗忘它的存在这类方式中”(海德格尔,1987:51、52,转引自周宪,2000),因此,他极力强调“诗意栖居”的本体论涵义,主张以此来对抗常人流俗闲谈式的平庸生活。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也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日常生活具有使“过程”变为“实体”的物化特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现象与本质混同、存在与价值混同,这样真实的存在性质就可能被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所歪曲。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并在实际上概括一定经济关系的那些不合理形式的中介作用,对这种关系的实际承担者的日常事务毫无影响;并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这种关系内活动,所以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地方。一个完全矛盾的现象,对他们来说也决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他们对于那些没有内在联系并且孤立地看是不合理的表现感到如此自在,就像鱼在水中一样”(马克思,1975:878)。哈贝马斯则要求哲学立足日常生活实践,揭示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活动的理性,为彻底被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提供一种准绳,发挥批判作用,使人们从生活世界的异化状况中解放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之一阿多诺也认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启蒙的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的产物,理性压制感性,道德约束自由,工具理性反过来统治主体自身,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其最极端的后果乃是法西斯主义乃其奥斯威辛集中营(Adorno, 1984:192,转引自周宪,2000)。

努力发掘日常生活的积极面,并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学者昂利·列斐伏尔。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被超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异化的现象形态,而是一个异化不断产生又不断被克服,能量无穷的、永恒轮回的存在论世界。在其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里和环境……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物质文化”(Lefebvre,1971:14;刘怀玉,2003)。作为重复性的、数量化的物质生活过程,日常生活具有一种“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要注意的是,“日常”(the everyday)与“日常性”(the everydayness)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或“每日生活”(daily life)。借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一个是现代社会的单调乏味的机器般的有节奏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另一个是古代社会的充满着具体而丰富的意味的每日生活(daily life)(转引自刘怀玉,2003)。

本文要介绍的是列斐伏尔的门生、被福柯誉之为“(他)那一代最出色、最有才气的”的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米歇尔· 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与列斐伏尔试图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分析毫不起眼的都市生活片段背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整体关系不同的是,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理论采取消费者生产的战术操作观点,来阐述庶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

德塞图指出,日常生活“是透过以无数可能的方式利用外来的资源来发明自身”(de Certeau,1984:xii),他认为日常生活的核心价值既然是如此隐蔽而难以捉摸的,人们关注日常生活的企图便不应该以一种有预设立场的对立态度去面对,而应该用一种理所当然的信心去召唤(evocation)主体自身内心中尚未被当前图像或文字所“教化”的感知领域。德塞图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本身的题材中,才能形塑出关注日常生活的态度。可见,德塞图的理论旨趣一反早期研究者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倾向,将研究的视角探入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细微的环节,进而从中发挖出那种整体化的体系的挑战力量。

二、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核心

德塞图相信,在大波浪之下的海底鱼儿们游水的身姿也值得注意,所以,他长期对日常生活实践进行研究,旨在找寻其中蕴含的独特逻辑,并且透过这些逻辑的确立,鼓励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并实践言谈事件的声音的力量。把这种手段当成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微政治、一种为自己发声的起点,让日常生活的文化政治能够自行渗透到自己的环境中,并利用这些声音来改变日常生活自身。作者在其著作的开篇写有这么一段话:献给一般人。

献给行走于街头的无名英雄,无所不在的角色。在我的叙事的开端,借着召唤这个提供我叙事开展与必要性之从未出现的人物,我探究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所无法企及的对象,恰好是这个从未出现的人物所代表的。当我们把过去通常是为了赞颂神明或伟大的缪斯而献祭的作品奉献给一般人时,我们祈求这个声音几乎和历史潮流的声音没有两样的神谕所允诺与授权我们诉说的是什么呢?(de Certeau,1984)

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个“一般人”永远是他者(other),没有专有的名字、也没有责任归属和财产;他们只是一些被忽视的对象,或者只是大型调查的中原子式的点;作为类的存在,他们暧昧无名,似乎无足轻重。那么,这样的“一般人”对社会事实的建构以及社会发展的变革有怎样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在社会历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米歇尔· 德塞图提醒我们不要妄图谈论难以捉摸的主体性,而应该透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做事情的方法等等,来揭示这些无名者的行动策略,也就是说,研究必须进入日常生活的“实践”。正如德塞图所说:“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德塞图所指的实践,就是人们相应于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而进行的具体运作,它既具有场所性特征,又具有主体性特征。日常生活的“实践”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场所中,在各种机制力量、具体欲望、特定环境之中,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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