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创办的中国抗战美术刊物《战斗美术》
有人一直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直接从国外的艺术思潮中影响、借鉴和挪用过来的；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是直接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而没有经过中国自身艺术史的孕育、发展、成熟的线索。最近，本人接触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的资料和美术批评的文章，发现四川地区（包括重庆直辖市，下同）当代艺术的形成，不外乎两个因素：“地域经验”和“人”，这两个重要因素促成了四川当代艺术的“中国性”，从而形成了与“它地”和“它国”的差异性，加上“现代性”的交融发展，这样的持续也就形成了一种普遍性。四川当代艺术中的“地缘”是其“中国性”维系的基础，四川地域中一流人才的加入生成其“中国性”的可能，这些与四川艺术的“休闲”和“民间”也是有一定关系。中国地域广阔，西南、西北、沿海、东北等区域中，人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信仰有所不同，这样形成的艺术风格样式相应有所不同。这样来说，中国的“地方性”也是“中国性”的一部分，“地域经验”当遇到一流的人才去激活就会变得有效起来，有大量人才去激活就会进入新的活跃期，地域的差别会生长出不同的东西。这样看来，当代艺术如果有一流人才的加入激活，每一个地方都会生长出新的东西，所以说，除了北京、上海、四川、广州等当代艺术兴盛的地方外，沿海、东北、西北等区域也有兴盛发展的可能性。
一、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人才汇聚——四川当代艺术形成滥觞
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是世界反法西斯美术运动的一部分，继中国新美术运动之后，抗战大后方美术运动把中国传统平稳、宁静、超逸的艺术再次彻底革命，当时文化艺术界一流的人才汇聚西南四川，这些人才的到来激活了当地的文化资源，中国的美术重地不但转向四川，而且给四川后来的美术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基础。也可以说，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活动是四川当代艺术形成和兴盛的基础。
二次世界大战中，毕加索通过创作和行动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一行动使战斗的西班牙人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就在毕加索从事这些活动影响西方艺术面貌的同时，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战场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美术家们也做出了一系列活动，逐渐改变中国美术的格局，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的逐渐发轫和形成。某种程度上，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诞生，艺术创作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中国传统以文人画为中心的美术形式，第一次是受到来自新文化运动及新美术运动的洗礼，这不但是中国美术对西方文化重要的一次学习和对接，出现了写实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这次运动可以说是科学在新美术中的体现，是人们思想史上出现的一种新价值，美术同其它文化一样成为人们追求真理的代名词，所以始终和民主、革命紧密联系。从整个现当代艺术史来看，新美术更是中国现当代艺术最早的滥觞。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让世界上许多地方遭受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让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很快进入“全球化”的状态，世界各国的人民饱受战争磨难，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战争改变了美术学院、捣毁了“象牙塔”的安静，人们对美术优雅的赏析很快转变成有识之士的“责任”。中国的抗战美术中心迅速从武汉转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抗战美术是跨度并不长的特定时期内的文化形态，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序性特征看，它是中国美术史链条上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一环，从其文化内涵和特征上看，它是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发展的逻辑归结，是战后中国美术文化心理走向的一个始点……而且对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思考和建构中国当代的艺术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意义。”[1]
抗日战争致使中国抗战大后方文化精英积聚，郭沫若、朱光潜、林风眠、王朝闻等一流的人才汇聚西南，影响了一大批当地的美术家，艺术家的心灵和作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美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很快得到提升，西方艺术在本土的接受与影响和中国自身艺术的现代性碰撞，这些构成了本土化、现代化、实用化等方面的艺术运动主题。从当时美术家的活动和成都的“现代美展”来看，当时的美术已经很“当代”了。可以说，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是四川当代艺术的滥觞，正是诸多因素造成了新美术运动与四川当代艺术一个大的分水岭，一直到后来的十七年美术、伤痕美术、八五以来的美术都是沿着一个“中国性”的稳步线索“一路走来”的。
时代导致了人的集合，西南、四川在抗战时期积淀了一流的复合型人才，而且后来四川美术学院等四川的美术院校也非常重视史论方面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目前年龄较大的一批有王林、岛子、高名潞、王小箭以及吕澎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年轻的一代何桂彦、鲁明军等人也正在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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