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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位的伯乐——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问题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2-08-24  浏览次数:620
五月份回国,东跑西窜的逍遥了一个多月,快活是快活了,可心也全散了,回来后既没有了动笔的兴趣,也没有了节奏。等到终于想写了,一看网站进不去了...
五月份回国,东跑西窜的逍遥了一个多月,快活是快活了,可心也全散了,回来后既没有了动笔的兴趣,也没有了节奏。等到终于想写了,一看网站进不去了,不仅是艺术网站,就是上国内购物网站买点零食都不行了。唉,政府控制的手法还是太粗暴,太官僚,也太嫩太没有城府了,看看人家美国干事情,什么圣战卡伊达恐怖网站,敞开了让你上。只是你一上,对不起,你当然也一起上了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的“光荣榜”,但看起来,多自由啊。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这次回国,和朋友一起去了一趟著名的雁荡山。如今有动车,方便的很,从上海那边过去也就几个小时,只是雁荡山吗……算了,还是不说了。还有,顺便也去温州弯了弯,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没吃一块肉,全都是海鲜,鲜得我“乐不思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偶然惊醒,想起了日本福岛的那场核灾难——但愿温州的海鲜都是来自南海的黄岩岛!
 
和上海北京一样,温州路上也是车子多,开车的习惯也差不多,都还是当年骑自行车时的狂野风格。往车外吐痰则是另一道风靡大江南北的风景:出租车司机吐,公交车司机吐,车里的乘客也吐;不仅往车窗外吐,还在车厢里面吐。相比之下,今天的上海人就文明多了,十几年“新生活”下来,终于不在车厢里面吐痰了。
 
温州最洋派的是马路边的厕所指路牌,上书英文“Toilet”,英文字母旁边是一个长方块,中间立着一男一女两个小人,下面是一转弯的箭头,旁书“100米”。洋人们一看,自然一清二楚,只不过我的运气差,在温州一个星期,走街串巷,一个洋人也没有看到。我碰到的都是和我一样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当地人,也可能是来自周围的乡镇农村或者外乡外省的外地人,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方言,间或也夹杂着一些普通话……他们看得懂这个指示牌吗?还是英语如今在中国已经如此流行,连中国城市里的指示路牌都不用中文写了?抑或是原先就不准备让中国人看的,就好比今天的中国当代前卫先锋艺术。
 
说到这里,心里不禁又是一番纠结,接下去是先说说自己对中国当代前卫先锋艺术的印象,看法呢,还是接着前面,优哉游哉,按部就班地继续讨论西方的波普艺术及其后。在国内时,当然去看了几个时有联系的画家朋友和他们近时的作品,另外,还走马观花地逛了几家上海的画廊。不过,严格说来,更多的还是平时通过互联网了解的,唯一不同的是,回国可以处身于那个氛围,可以一边看作品,一边与朋友面对面地交流看法,虽然有时语无伦次,甚至胡说八道,却胜在毫无拘束,心情轻松。胡言乱语多了,让我似乎也品出了一些味道,明白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些又是与西方当代艺术紧密联系,不能分割的,像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好的艺术,如何评判,这些都是在西方,也争论不休的问题。
 
先扫自家门前雪,先说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从温州的那个厕所指示牌说起。温州的厕所指示牌之所以写的是英文“Toilet”,而不是中文的“厕所”,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求“国际接轨”的强烈愿望。
 
“接轨”是最容易做的,至少看起来如此。因为有榜样,照着做就行了,既不用为创新冥思苦想,也没有选择的烦恼,就好比从前的艺术家受党和国家、教会或者寺庙的委托,塑领袖英雄或者刻佛陀圣徒,题材都是已定的。具体创作时,固然允许有一点点偏差,带一点点艺术家的个性,但基本上是循规蹈矩。中国的政治波普之所以首先走出国境,部分的道理也在此。
 
政治波普能够走出国境,当然是件好事,不论是对艺术家本人还是就中国前卫艺术整体来说,但毋庸赘言的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前卫艺术实践,一定不仅只政治波普这一点闪光之处。洋人哲学家罗素先生曾经啰啰嗦嗦说过:“我们熟识的天才,都是那些克服了千辛万苦、坚持到底的天才,但有谁知道,有多少天才智商在默默无闻中消失,甚至连长大成人的机会都没有?”(这话是Bertrand Russell在《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一书中说的,这里转引自Peter Watson的《Das Laecheln der Medusa》,Goldmann,2003年,扉页。)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按照人口比例,具有高智商的,天才智商的有个好几百千万也不稀奇,再细分到艺术领域,有个几十甚至上百也不算多,稀奇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脱颖而出,还都是一个类型。所以,我们老祖宗有句言简意赅的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今天,扮演中国当代前卫艺术伯乐的都是洋人。这当然是因为“文化霸权”在人家手里——“政治波普”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引入和流行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规则是人家定的,钱也是人家的多,再加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有上述我们自己的强烈“接轨”情结,诸如此类的阿三陈四刘五各种因素在上海北京的星巴克里一碰面,政治波普施施然然,就走出了国门并在海外拍卖场独领风骚。一直到今天,这个格局基本上没变——看看近年在西方风流万千的艾未未。
 
另一方面,却也不完全是“文化霸权”或钱多钱少的问题。当年在巴黎,Gertrude Stein小姐收藏毕加索和马蒂斯并不是因为她钱多的不得了了,车库里有好几辆跑车或者名包无数,事实上,她日子过得非常简俭,比如宁愿在家理发,衣服也是买过时便宜的穿。她凭的是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前卫艺术的把握——她自己就是文学前卫的身体力行者。她给后辈小年轻海明威的忠告是,不要动那些已经“暴得大名”的艺术家的念头;那是有钱人玩的游戏,而是去寻找,发现自己一代的那些还没有出名的,但有思想有追求的“青年艺术家”,收藏他们的作品。
 
Daniel-Henry Kahnweiler也是类似的看法。Kahnweiler是德国犹太人,他父母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几乎都是从事与金钱相关的行当,他的人生蓝图甚至在他还没出生前就已经规划停当。中学毕业后,十六岁的他先是在德国一家银行作学徒,两年后又被送到巴黎的一家证券公司实习,二十岁去伦敦叔叔的金矿交易所上班。但这位老兄他不爱金,更不爱矿,两年后,他仗胆说服了父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辞职在巴黎的一条小街上,张罗着开了一间大小只有十六平方米的小画廊。他的独到之处是他对艺术的理解,还有他的使命感:那时的他虽然也“很崇拜塞尚,梵高和高更”,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买一张塞尚的画”,因为对他来说,那是“属于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我的使命是为那些同龄的艺术家赢得声誉。”(见他的回忆录《Meine Maler - Meine Galerien》,DuMont, 1961,第17页。不知此书是否有中文译本,值得一读。)
 
一九零八年,由独立艺术家们组织的巴黎《秋季沙龙》举办年展,其组委会,当时已经名声大噪的Matisse也是成员之一,拒绝了Braque递交的几幅作品,即后来著名的《Estaque》系列作品。Matisse先生没有看出同道后辈小弟画的那些个“小骰子”有什么特别意思。前文,我们曾介绍先锋既激进又保守的“双重性”,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再想想当年这伙小年轻生活的窘迫,——Kahnweiler回忆录里有初见毕加索的详尽描述,那张后来著名的“Avignon的小姐们”当时立在一堆不可名状的垃圾灰尘破烂之中——,说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也不为过。André Derain就曾预言,有一天,毕加索会在这张画的背后上吊!(同上见第31页)
 
接着说Braque。对他的《Estaque》系列,Kahnweiler的看法与上述Matisse的正好相反。十月份的《秋季沙龙》年展刚一结束,Kahnweiler立刻就在自己的画廊里推出了Braque个展,这就是立体主义在媒体的诞生。
 
再回到我们自己。过去的二三十年,在中国,艺术家如雨后的春笋,成千上万,漫山遍野地从全国各地的小巷陋屋、阁楼后院里冒了出来。各式展览也越来越多,官办的私家的,群展的个展的,还有双年展什么的——我自己的邮箱就经常收到来自上海的展览信息,删也删不尽。互联网上的文章那是多得更不用说了,单看那些艺术网站就让我头晕,不知所措,不知从哪里开始。套句文革术语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形势很好,越来越好,一片大好”。
 
但是……对,但是,我们唯独没有自己的Gertrude Stein,没有独具慧眼、魄力非凡的Daniel-Henry Kahnweiler,更不用说像Guillaume Apollinaire那样不懈为前卫艺术敲锣打鼓的诗人和艺术批评家。一句话,我们没有自己的伯乐。
 
有人或许会纠正说,我们没有具有“公信力”的伯乐。因为我们的艺术家,文学家或者什么其他任何方面的家,他们的品牌,他们作品的质量,都需要国外的伯乐专家鉴定,否则品质就受到一致的质疑。
 
原先,我自己也是这样以为的,以为根源就在“公信力”的缺位,以为就是一个问题。但这次回国归来,我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公信力”的问题的确存在,我并不否认,然而我们没有自己的伯乐,这也是事实。重要的是,这是两个问题!后者才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再说得明白些,是伯乐的缺位才导致了“公信力”的缺位,而不是相反。
 
和国内的朋友闲谈,或者看互联网上的文章,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不论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大学教授还是事业有成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批评意识都非常强。他们批评体制,批评文化,批评市场,批评博物馆,批评展览,批评别人的批评,总之,批评一切的一切,最近甚至又流行起了“下战书”“单挑”。身置其中,有时感觉就像回到了洋人霍布斯在《利维坦》上描述的原始社会:“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早年,国外的华人圈子也类似(或许今天也还是如此),譬如那句著名的“中国当代无大师”,就是出自我的一位朋友之手,是他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题目,后来“转内销”了。开始,这话还只是针对文学界,后来扩展到思想界,再后来艺术界也难逃厄运,今天大概是放眼全中国皆准的了。
 
这个命题的对错我们暂且不论,这里只想小心翼翼地反问一句:兄弟,如果大师真的有一天坐在了你对面的话,能认得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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